周恩来总理“拒礼”江苏淮安周恩来故居中，陈列着1961年1月16日周恩来指示办公室同志写给淮安县委的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你县送给周总理和邓大姐的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以及针织品都已收到了。你们对周总理的热爱和关怀，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周总理和邓大姐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还这样做是不对的。现在总理和邓大姐从他们的薪金中拿出一百元寄给你们，作为偿付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的价款，其他的一些针织品等以后有便人带给你们。总理并指示将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寄给你们一份，请仔细研究，并望严格执行。”信不足200字，却意味深长。除了这封信反映出的周恩来、邓颖超的清廉风格值得称道和提倡之外，信的字里行间体现出来的“拒礼”的艺术，也值得细细咀嚼和品味，这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语气的把握。周恩来指示秘书写这封信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向淮安县委指出他们的做法“不对”，同时表明他反对这种做法的鲜明态度。虽然如此，信中却没有过多的批评，而是语气和缓、娓娓道来，先是对淮安县委和人民对周恩来、邓颖超的热爱和关怀表示理解，然后才表明态度，接着又讲到对送来的土特产的处理办法，还表达了对淮安县委认真处理和思考此事的深切希望。语气和缓而不乏力度，既充分考虑到家乡人民的深情厚意，又鲜明地表达了写信人的态度。再者是对礼品的处理方法。明朝有一则“悬鹅示众”的故事：一个叫周新的人担任司法按察使后，有人给他送来一只烤鹅。他坚决不受，但送礼人已经留下烤鹅抢先出门了。于是，周新叫家人把烤鹅挂在屋子后面，以后凡送礼者，他就让家人领着去看那只已经风干了的烤鹅。从此，再没有人来周家送礼了。周新的清廉之举固然令人钦佩，然而，他对礼品的处理考虑得并不十分周全，难道只有扔掉，使其坏掉一法吗？相比之下，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做法就显得比那位周新高明多了。这体现在两处细节上。一是根据礼品的特质区别对待，留下容易在运输过程中变质的食物以及容易损坏的工艺品，并变价以钱偿付；而比较容易保存也不易损坏的针织品则原封不动退回，这就避免了浪费。二是从自己工资中拿出100元寄给淮安县委，用以偿付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的费用。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大约占到周恩来工资（404.80元）的四分之一。为什么这么做？周恩来曾在另外一件事中给出过答案。一次，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后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的龙飞虎送来一筐新鲜橘子。周恩来知道后说：“我不需要。”他让秘书了解到这筐橘子价值25元，便嘱咐说：“给他寄50元钱去。”秘书说：“是25元，寄去50元，多余的他会退回来的。”他说：“多余的让他处理，不这样做就制止不了他，这样以后他就不再送来了。”这两处细节令人不得不赞叹周恩来处理问题之细腻。最后，周恩来嘱咐秘书将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随信寄一份，要求淮安县委“仔细研究”并“严格执行”，此举更加耐人寻味。随信寄的通知是《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通知》的制订有着非同寻常的背景。1960年，全国各地普遍出现粮食紧张的局面，能否公正合理地调配有限的粮食资源，使最需要粮食的地区得到补给，事关社会稳定的大局。但就在粮食调运最紧张的时候，某省一方面要求中央给他们调进粮食，一方面又给中央送来五万斤鱼。周恩来知道后十分生气，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对此提出严厉批评：“送中央五万斤鱼，简直胡闹。为什么要中央调粮又送鱼？”“全国从今以后，不许送中央一针一线一条鱼，要做全面通报，严格禁止。”会后，周恩来指定负责国务院日常工作的习仲勋、齐燕铭等起草了这份《通知》。周恩来嘱咐秘书随寄《通知》并要求“仔细研究”、“严格执行”，就是希望他们认真学习《通知》精神，认真体会中央制订该通知的深刻原因，并对照他们送礼之举，认清和改正错误。从亲情和乡情出发，家乡人民送些土特产表达一份心意，本来也不算什么出格之事，周恩来却退回或者偿付了。是周恩来没有人情味吗？显然不是。周恩来对淮安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十分关心家乡建设，曾就建设新淮安作出过多次指示。在周恩来看来，请客送礼不仅会加重人民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助长一种腐败的社会风气。在中央已明确下发了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禁令的情况下，淮安县委的同志仍送来礼品，违反了中央的禁令不说，还会带来不良的社会影响。一旦各地领导干部效仿此法，请客送礼之风渐起，在全国人民生活还极其困难的时期，将会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后果。周恩来的担心也正在于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淮安县委和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周恩来的做法又何尝不是一种更大的人情味呢？言有尽而意无穷，这封短短的“拒礼”信值得长久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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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心为公两袖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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