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90年代初,我国城市生产关系发生了多次变化,主要是在过渡时期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现就此问题作一简单阐述. 　　一、过渡时期：这一阶段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建立和改革. 　　建国后,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胜利,国家政权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此,人民政府采取坚决措施,没收了国民政府的财产、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以及帝国主义在华企业,转归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由此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为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奠定了经济基础. 　　在接收过程中,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大多采取“保持原职原薪原制度”的办法,因此,这些工矿企业里仍旧保留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腐朽的官僚机构和各种压迫工人的生产和技术管理制度.从1950年到1952年,中国共产党在城市工矿业中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确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管理和技术管理制度,实现厂矿经营管理的企业化和生产技术的现代化,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调整和改造. 　　由于民族资产阶级以前与中国共产党联合反帝反蒋,解放后又拥护中共的领导,而且在建国初期,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比例较大,调动其积极性,对增加工业品满足人民需要、帮助商品流通以促进城乡交流、吸收职工就业、培养技术管理人才、增加国家税收和积累等方面,还有相当大的作用.因此,中共对其进行了合理调整,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加以限制,利于国计民生的鼓励发展,逐步把私营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对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53—1956年,为了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中国共产党根据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贡献和拥护党的领导、愿意接受改造等现实因素,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运用和平赎买的方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逐步把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由此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主要步骤之一. 　　第三：对城市的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总之,在过渡时期,我国城市中确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并且还照搬苏联模式,形成了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本阶段变化不大,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随着定息制的结束,原先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完全彻底地变成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 　　第二、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城市也建过人民公社,但大多有名无实. 　　三、文革十年动乱体阶段基本无变化. 　　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本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70年代到90年代初：党中央正确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吸取了“文革”的教训,并借鉴外国经验,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变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为间接管理为主、宏观调控的管理体制,实行政企分开.由此增强了企业活力,解放了生产力,取得了巨大成就. 　　第二阶段,从90年代初到现在：党中央在认识国情和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决定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把企业推向市场,并且由原先的粗放式经营逐步向集约化经营转变.由此进一步解放、发展了生产力,为中国21世纪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 　　建国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经几个阶段,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大范畴里,发展沿着一定的路径前进,改革首先就是制度的变革,对于解放生产力有显著的作用.在改革过程中虽然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但整体上体现为渐进的变革的特征,巧妙的制度调整是避免陷于路径锁定的重要原因.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如何突破路径依赖,改革政治经济中较困难复杂的环节,需要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可行的制度调整方式.本文尝试探讨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制度调整与路径依赖的互动作用. 　　[关键词]经济发展,路径依赖,锁定,制度要素贡献率,制度调整 　　相关理论的综述 　　路径依赖,是指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一旦在外部偶然性事件的影响下被系统所采纳,便会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演进,而很难被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的体系所替代.“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诺思,1994）这种激励结构会影响或改变人们的偏好和理性计算,进而会影响人们的选择和行为,并最终影响经济运行的结果和绩效.随着人口数量、要素相对价格、技术及偏好的变化,制度安排必然会相应发生变化,即发生制度变迁.我国的经济改革就是制度变迁的一个示例.很多制度变迁是渐进的、连续的演变过程,是通过制度在边际上的不断调整而实现的,如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有时候也可能发生剧烈的、非连续性的制度变革,如我国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本文所说的制度调整即指这种渐进和连续的演变. 　　路径依赖分析框架最先被运用到技术变迁路径分析之中.其核心思想是,某一技术一旦因偶然性事件的影响而被采用或在竞争中稍占优势,便会最终占据市场,将其他甚至更优的技术驱出市场.经济增长是一国潜在生产能力在技术进步、观念更新和制度演化基础上的持续增加,是一种长期经济现象.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徐雷,2003）. 　　新制度经济学家最初是把技术变迁的分析运用到企业制度变迁分析之中.诺斯和大卫在此基础上,为了解决“是什么决定了历史上社会、政治或经济演进的不同模式"和“如何解释那些经济绩效极差的经济还能生存相当长的时期"两大理论问题,将路径依赖的概念引入制度变迁分析之中,并建立起了分析制度变迁路径及其绩效的一般理论框架.诺斯认为,路径依赖分析框架在技术变迁中实质上是分析具有报酬递增性质的技术,技术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分析框架也能运用到制度变迁之中.诺斯认为,“有两种力量会规范制度变迁的路线:一种是收益递增,另一种是由不完全市场的显著的交易费用所确定的",“行为者的主观主义模型被不完全信息反馈及规定路线的意识形态所修正",从而使主体在收益递增现象的约束下很难通过行为修正以摆脱非绩效性制度变迁路径.所以,一方面是偶然性因素和上述两种力量决定了制度选择和变迁路径存在多样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大量非绩效的制度变迁陷入闭锁状态而长期存在. 　　杰兹·豪斯勒(JerryHausner)、鲍伯·杰沙普(BobJessop)等人运用路径依赖分析框架重新解释了苏东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演变过程.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中建立是外部偶然性因素(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